就这样，张玉林一行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在南京政治会议预备会议召开的当天即1938年7月3日，才堪堪到达迪化。
全国政治会议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来自南京中央政府的有蒋介石、林森、汪精卫、何应钦、宋子文、冯玉祥、陈诚、何健等人；来自各省及军中代表有李崇仁、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杨虎成、张学良、马步青、马鸿宾、宋哲元、顾竹同、程潜、张发奎、刘峙、邓锡侯；来自陕北的代表有周NL，董BW，项Y；来自社会各界的名流代表有曾琦、李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黄炎培、晏阳初、张君劢、陈启天、陶希圣、沈钧儒，这一部分人，包括蒋百里、梁漱溟等人，在原本历史上是蒋介石的“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
虽然国防军比较强势，但其代表团所组成的人员并不太多，除了武爱华外，只有蒋百里、陈济棠、钟守富、林清华、肖飞、吴佩孚、李济深、梁漱溟、张澜、陈叔通等，总计11人正式代表。
这次会议，所有人都清楚，争论最激烈的就是预备会议，因为预备会议要确定中央政府组成的原则，甚至要确定中国未来之走向。
但是，与会人员的党派意识、地域意识、主义主张都非常强，彼此还有间隙、仇恨，就是缺少一种国家意识。
果然，会议一开始，就有代表互不相让，激烈争吵。一方面是宣传他们的主张，另一方面可能是想求得武爱华的凉解。
武爱华决定先在会议上听听。但听了两天的武爱华却觉得如果这样，会议开三个月半年都不会有一个结果，于是，他开始主动出击，一个一个地拜访会议的主要代表。
武爱华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蒋介石。
“蒋公，如果我们局限于党派意识，那么，中国这么多党，各党派的主张又是如此的不同，我们怎么办？难道继续一党执政，宣布其他党为非法之党？”武爱华见着蒋介石就直奔主题。
“爱华，你说该怎么办？”蒋介石反问道。
“淡化党派意识，强化国家意识！”武爱华继续说道，“自孙先生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各派主义、主张，也包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来的主义和主张，可是，这些主义和主张又是如此的不同，他们彼此对立、矛盾，难以相融。我觉得，这种主义、党派之争要不得。事实证明，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而其他党同样显然很不成熟，但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这种党派之争呢，这与中国人崇尚的‘清谈’、‘空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他们‘空谈误国’，我觉得还说轻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淡化、弱化甚至削除党派意识，强化、提升国家意识，在国家基本制度层面上，我们可以借鉴欧美一些国家的经验，但切不能照搬照抄；我们也可以学习苏俄的一些经验，但同样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一切，都要有利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改善！只要符合这四个‘有利于’，我们就应该支持，而不符合这四条的，则应该反对。”
“爱华说得好啊，这不是与先总理的三民主义差不多吗？”蒋介石又反问道。
“其实，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它在西方诸国，早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只不过，因为中国是从满清封建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里，缺少这方面的思想，或者说在这方面不够系统罢了。”
“嗯，这个观点可以说服一些人。不过，爱华啊，说到国家意识容易，可要落在实处就不容易了，譬如这制度设计，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蒋介石有感而发。
“蒋公可有所指？”武爱华其实就是来为蒋介石“解惑”的。
“譬如这国家体制，就是一个大麻烦。如何进行权力架构，权力又如何制约，中央和地方关系等，说起来就令人头痛。”蒋介石说到这儿，还真揉了揉他的脑袋。
“其实，美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样本，欧洲一些国家则提供了另外的样本，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长盛不衰，证明这种政治体制有其合理性。”武爱华想了想，继续说道，“关键是每一项制度要落到实处，每一个人要尽其力、尽其责。譬如美国总统，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三军统帅，但并不是说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智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己所不为，勿施于人。”讲到这里，武爱华又顿了顿说：
“如果我们把这种道德理想，转化为制度设计，我相信，总统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的。”
“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言，我以为，过去的中央政府缺少权威，地方自行其是。其根源不在于中央不够强大，而在于党派政治，一国之领袖，必须代表一国之各阶层民众之利益，而不是某个党派之利益！”武爱华这话，是非常尖锐的。
听到这里，蒋介石又问到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党派，又怎么凝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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