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随着德国人对丹麦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越来越严重，以及丹麦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战争机器的疲态，盟国对大陆轰炸加强等等加在一起，促成了抵抗和破坏活动的进一步增加。1943年8月初日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但是丹麦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德国人亲自动手了，他们宣布戒严，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德国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不过这也使原来分裂的抵抗运动团结起来，成立了“自由委员会”，主张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1943年10月，德国人开始了逮捕丹麦犹太人的行动，但是由于消息早就走露了出去，加上丹麦的反犹主义思想远没有那么强烈，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得到了保护，逃往瑞典，被押送处境的不到500人。在这个行动之后，1943年10月，贝斯特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但是随着抵抗活动越来越发展，德国人对于这一情况逐渐变得忍无可忍。1944年6月，贝斯特宣布实行宵禁，这无疑极大地激怒了丹麦人，毕竟这是这个北欧国家白昼最长的时候，这种命令显然是一种公开的侮辱，6月30日爆发了大罢工，提出了撤走沙尔堡军团，解除宵禁，恢复各项供应和交通，以及保证对罢工者不采取报复的要求。7月4日，在其军事同僚和经济顾问的反对，以及多多少少考虑到德国当时不利的战争形势，贝斯特接受了罢工者的要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后，盖世太保这个原来在丹麦只扮演次要角色的组织趁机控制了权力，8月初它们在丹麦从德国军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权，京特.潘克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但是抵抗运动并没有被压制。在丹麦警察被在实际上消灭后，丹麦的情况越来越失去控制，尽管德国人不断进行镇压，但是抵抗活动已经无法扑灭。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丹麦的状况也变的相当恶劣，尤其是食品和燃煤缺乏，再加上德国难民和伤员到达丹麦造成的混乱，以及战争末期德国人自己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使得丹麦人在战争中或许第一次感觉到了痛苦的滋味。尽管如此，丹麦人还是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爆发一次“大起义”，但在1945年的5个月中，丹麦游击队的破坏活动达到1301次，对于这么一个小国来说，这样规模的破坏行动足以说明丹麦人的愤怒和决心。
在沉默中度过了整个小时，黛娜终于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看着与自己同出丹麦却属于日耳曼种族的丈夫，区区四个月的新婚生活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憧憬，然而有朝一日回到故土，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也许更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一点是，自己的丈夫不仅获得了阿道夫.希特勒颁发的帝国荣誉骑士头衔，还在禅精竭虑地为这个在政治上已经死亡的帝国工作，甚至成为它走向复兴的一支强有力推动。
“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过下去？”
带着像是被小刀划着的心痛，林恩仰起头，久久才答道：“是的。”
“为什么？”黛娜满脸泪痕，也正是这样的气氛，让林恩开始后悔为何不找个理由搪塞，从而避开丹麦这个棘手的地域。
“箭已离弓，再无回头的可能。”林恩沉沉地回答。
又是许久沉默。
“你的家人怎么样了？”黛娜声音很轻很轻地问说。
林恩侧转过头：“不知道，战争结束后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想作为一个为德国军队贡献了两个男丁的日耳曼家庭，他们在丹麦的日子会非常艰难，也许会和德国难民一起被遣送回德国。”
“那你不想知道，也不想以你的力量帮助他们？”黛娜似乎是在以侧面迂回的方式说动固执的丈夫。
林恩低下了头：“想，但……现在也许还不是时候。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处于苦难当中，我的家人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拯救他们全部，这样的路既艰辛又遥远，沿途充满了危险，甚至与我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但我终究站在了这里，站在泥潭中抬头仰望星空。”
黛娜也许并不理解这番话，但她也没有追问或反驳，在没有吃晚饭的情况下，她裹着被褥沉沉睡去。林恩一言不发地在她身旁坐了许久，见她睡熟了，这才起身走出房间。
楼下，包括“曼丽姨妈的侄子”在内，一共有四个从前不曾相识的男子。除了其中一个看似领头之人，其余三个年龄都不超过三十岁，看来他们也是凭着满腔信念才坚持到现在。
对于林恩，他们只称“长官”，看来并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具体身份。
心情复杂的林恩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说：“伙计们，在这里的日子……应该会时常感到孤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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